“世界对中医药的‘戒心’和不信任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消除的。如果要改变全世界人对中医药的观点，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事实说话，让历史去判断。”

　　南方的4月底总是阴雨蒙蒙，但就在这个时候，广州迎来了一批来自非洲的客人。他们正是冲着李国桥教授的“灭源灭疟法”而来的。

　　为寻求抗疟新药帮群众解除疾苦，从早年长期奋斗在海南、云南等地，到上世纪90年代的援越、近十年的援柬，以及现在赴非洲贫穷国家抗疟，今年已经73岁的李国桥一生都在和疟疾作斗争。日前，李国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接受了羊城晚报的采访。他说：“我的工作就是要消灭疟疾。”

　　经李国桥带队开展抗疟三个月后，科摩罗的莫埃利岛1年来再无人因疟疾死亡 副总统来穗求援推广“灭源灭疟”

　　事实上，这次访问广州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来自非洲岛国科摩罗的副总统兼卫生部长伊吉利卢。

因为早在2007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先后获得国家科技部和省科技厅专项经费285万元的支持，又得到企业的资助，由李国桥率领快速灭疟医疗队，以科摩罗的莫埃利岛作为试点，开展抗击疟疾工作。莫埃利是科摩罗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地方，每年有10到20人因为疟疾而死亡，有些村人群带虫率甚至还高达94%和81%。而在李国桥的带领下，经过三个月的青蒿素复方灭源灭疟方法后，当地的发病率和人群带虫率下降95%，1年来再无疟疾死亡。

　　“在科摩罗莫埃利岛的试验结果，早就在我们的预计当中。”尽管这是全球抗疟史从来没有的高速度，但对于在科摩罗取得的成功，李国桥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激动。他说，世界上传统的方法是以控制蚊媒为主，其实我们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抗疟经验中就总结出了对存在野栖蚊媒的流行区，必须以控制传染源为主，不仅单纯杀灭蚊子，还要以全民服药的方法来控制、消灭疟疾。

　　让他最为惊喜的是，这次科摩罗副总统来访的主要目的是请求中国政府继续援助支持他们，把青蒿素复方灭源灭疟法向全国80万人口推广。“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向我们提出邀请。对于‘灭源灭疟法’的推广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用成功回击国际上“不人道”声音

　　用传统控制蚊媒方法对付非洲野栖蚊媒毫无作用，只有全民服药才能消灭传染源

　　用成功回击国际上“不人道”声音

　　“当我们医疗队前几年在柬埔寨开展抗疟工作时，国际上就有一种声音说，我们的方法‘不人道’。”原来是有人认为，开展全民服药，就意味着即使是没有疟疾的人也要陪着吃药，所以“不人道”。李国桥说，疟疾通过蚊子的传染性极强，尤其是在高疟区，有人前一秒还是健康的，但下一秒就有可能感染到疟疾。而按照传统的控制蚊媒的方法，能消灭室内的蚊子，但对于野栖蚊媒毫无作用。只有全民服药才能有效消灭传染源。

　　“柬埔寨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我们在柬埔寨抗疟成功后，又有人开始质疑了。”李国桥颇为哭笑不得地说，“他们说我们的方法可以对付亚洲的疟疾，但对付不了非洲的疟疾。”

　　对于这样一个疑问，李教授心里不仅不担心，反而淡定从容。人人都说非洲疾病更厉害，但在他看来，非洲的虫种比亚洲的简单多了。他说，非洲的疟疾很少是由间日疟原虫引起的疟疾，间日疟原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两到三年。相反，非洲较多的是由恶性疟原虫感染所致，而恶性疟原虫只能在人体内存活1年。“现在莫埃利岛的实践又再次证明了，非洲的疟疾不是不可控制。要消灭非洲的疟疾，难只难在范围广，人口达5亿多。”

　　“现在又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了，认为广州的青蒿素和李国桥的灭源灭疟法只能在科摩罗那样的小岛国上起作用，根本不适合用在非洲大陆。”李国桥告诉记者，下一步快速灭疟医疗队计划到尼日利亚和加纳等非洲国家开展抗疟工作。“既然一个小岛能成功，那在非洲大陆就先选好试点，然后投石起波浪，再把范围逐步扩大”。

　　其实，像这样的误解在李国桥十多年援外抗疟中就经常碰到。“毕竟世界对中医药的‘戒心’和不信任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消除的。”不管面对多少质疑，李国桥并不会急于辩解，自始至终都只回应这么一句话：“如果要改变全世界人对中医药的观点，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事实说话，让历史去判断”。

　　曾以身试毒持续高烧硬不用药

　　飞非洲途中因疲劳过度中风了，这并非李国桥第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曾以身试毒持续高烧硬不用药

　　第一次见到李教授，这位长期抗战在疟疾第一线的73岁老人和想象中一样清瘦。瘦削的脸庞，因为长期在非洲工作而晒黑了皮肤，如果不是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温文儒雅，想必不会有人把他和“医生”二字联系起来。

　　在采访中才知道，原来他去年在一次飞往非洲的途中，因疲劳过度而中风了。后来抢救及时才不至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李国桥周围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毕竟从中国飞到科摩罗，中间要在泰国、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三个国家转机，而抵达科摩罗首都后还要转搭小型飞机到莫埃利岛，前后要花将近两天的时间，当中的劳累可想而知。

　　不过，这并不是李国桥第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早年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病规律，他就曾试过把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即使到他的体温超过了40℃、血液中原虫密度高达每立方毫米10万个以上，他仍不肯用抗疟药。

　　而在非洲工作的危险度一点也不亚于早年的“以身试毒”。科摩罗是位于印度洋西部的岛国，李国桥率领的快速灭疟医疗队基地就位于莫埃利岛距离海边300米的地方。医疗队的邓医生回忆说，在科摩罗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睡醒，如常推开门窗，看到的不是陆地，而是一片汪洋。那是印度洋发生海啸，海平面上升把近海的陆地全淹没了。“当时大家都吓得半死，只有李教授还相当镇定”。

　　在很多人看来，李国桥真的是“不怕死”。相反，他更多的“抱怨”是，“现在他们都不让我去非洲了，要去也必须要坐商务舱！要知道，一张商务舱机票的价钱可以买两张经济舱的机票了。”

　　虽然现在已经年过70，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在抗疟的第一线。他似乎永远都在转移战场，永远都有打不完的仗。他说：“数据和材料要自己第一线取得才是最可靠的。现在好不容易看到消灭疟疾的曙光了，我不会轻言放弃。”

　　迟来的采访 意外的答案

　　■记者手记

　　迟来的采访 意外的答案

　　这次采访李国桥教授应该说是一次“迟来”的采访。

　　曾在2007年底，为了采访广州中医药大学快速灭疟医疗队在非洲试点的工作情况，我曾踏足非洲，去到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重疟区的科摩罗。本以为在科摩罗莫埃利岛的医疗队基地可以见到李教授，然而当我到达科摩罗后，才知道李教授早已启程去了另外一个非洲国家做带虫率的调查。自此之后，苦等了一年，我仍没有机会采访到李教授。在这次采访中才得知，原来去年他曾一度中风了。

　　终于在广州如愿见到李教授，才发现原来他是这么实在的一个人。甚少说寒暄话，但只要一和他说起青蒿素、抗疟疾，他就会滔滔不绝。

　　我试着问他：“为什么很多70岁的老人都退休享福去了，你还要千里迢迢亲自跑去非洲做试验，做流行病学调查？”本以为会等到一个很“官方”的答案，比如“要为人类健康作贡献”之类的话。没想到我却只等来一句，“这是一种兴趣”！

　　
  ■人物档案

　　李国桥：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青蒿素发明人。被誉为“青蒿素之父”的李国桥，是我国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的主持人，主要参与主持的“青蒿素抗疟研究”，获国家发明二等奖，“抗疟新药青蒿琥酯”，获国家发明三等奖，“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临床研究和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白求恩奖章。2006年6月获柬埔寨政府授予“莫尼莎拉潘”金质勋章。次年3月，越南卫生部授予“为了人民健康”奖章。